近年来，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，网络安全、数据主权和信息监管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，国家持续推动互联网治理体系现代化，强调“依法治网、依法办网、依法上网”，在此背景下，立法禁用VPN”的讨论再度升温，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，作为网络工程师，我认为这一议题不仅涉及技术实现层面的复杂性，更触及法律、伦理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深层平衡。
从技术角度看，虚拟私人网络（VPN）本质上是一种加密隧道技术，用于在公共网络上建立安全通道，实现远程访问内网资源或绕过地理限制，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商业VPN服务大多基于OpenVPN、WireGuard或IPsec等协议构建，具备较高的安全性与稳定性，若立法全面禁止个人使用非官方授权的VPN服务，意味着政府需要在技术层面建立一套大规模的网络审查与阻断机制——例如深度包检测（DPI）、域名封锁、IP地址黑名单等，这类措施虽能部分实现目标，但代价高昂且易引发副作用：如误伤合法跨境业务、影响跨国企业正常运营、甚至导致国内用户转向更加隐蔽、难以追踪的非法工具。
从法律角度审视，任何对公民网络行为的限制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第24条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落实实名制管理，但并未禁止合理合法的远程接入需求，许多科研机构、高校、跨国公司依赖合法合规的商务级VPN进行数据传输与协作办公，一刀切式地“禁用”所有非官方VPN，可能违反《宪法》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权，以及第40条对通信自由和秘密的保护，更重要的是，此类政策缺乏清晰界定：哪些场景属于“合法用途”？如何区分个人娱乐与商业合规？若执行标准模糊,极易造成执法随意性和司法争议。
从国际比较视角看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尝试，美国曾试图通过《网络监控法案》加强流量监管，欧盟则以GDPR规范数据跨境流动，但均未采取全面封禁手段，相反，新加坡、日本等国采用“分级治理+行业自律”模式，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兼顾技术创新与用户体验，这说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并非最优解，而应构建多层次、动态调整的数字治理框架。
我建议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，坚持“分类施策、精准管控、技术赋能”的原则：
- 明确区分个人娱乐型与商务合规型VPN使用场景；
- 推动国产加密通信标准建设，鼓励企业研发自主可控的跨境解决方案；
- 建立透明的申诉机制与技术备案制度，防止滥用权力；
- 加强公众教育,引导用户理解网络安全风险与法律责任。
立法禁用VPN不应是简单粗暴的技术压制，而应是一场理性、科学、以人为本的治理升级，作为网络工程师，我们既要守护网络安全底线，也要尊重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与可能性——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实现“清朗网络空间”与“数字中国发展”的双赢目标。
